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顾委委员陈伟达诞辰100周年。陈伟达是江苏省灌云县（现响水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苏中四地委副书记，华东野战军师政治委员，宁波市军管会主任、地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江大学校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务。他是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浙东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战斗、工作多年，与宁波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宁波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宁波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 投身抗日斗争洪流 壮大发展淞沪支队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地处浙江东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以余姚的梁弄为指挥中心，包括三北 、四明、金萧、淞沪、三东广大地区。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今后华中战略任务发出两份电报，明确开辟浙东战略基地。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出的一大批干部，先后汇聚浙东，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

    通过4年转战，1944年1月，中共浙东区委领导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梁弄正式成立，下属第三支队、第五支队、浦东支队、金萧支队、三北总队、四明总队、直属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共计3600余人。同年，浦东支队改称淞沪支队。

    1944年11月，由华中局决定，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派陈伟达同志到上海周围地区开展工作。先在浦东开展武装斗争，同时积极组织上海抗日武装。1945年1月，党组织为加强对淞沪地区与日军作决战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对淞沪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调陈伟达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治委员。

    陈伟达把在苏中四分区反“扫荡”、“清乡”斗争中的经验带到了苏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陈伟达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淞沪支队，支持上海地下党的革命斗争,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作出了贡献。淞沪支队采取了巩固浦东，开辟浦西，发展革命力量，打通浙东、浙西与苏南地区联系的战略，在浦西主要以青浦观音堂为中心，积极向昆山、嘉定、苏州发展，南面则向松江发展，在军事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游击区不断扩大，部队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1945年 9月19日，党中央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了党中央当日电令：“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留下秘密工作及少数秘密武器（留作民枪存在）。”[1]10月，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分批北渡杭州湾，经奉贤旧城，渡黄浦西进，在青浦东部与淞沪支队会师。

二、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恢复政治经济秩序

    1949年5月25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宁波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陈伟达出色地领导了宁波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民主选举和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全面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迅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宁波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宁波各项事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宁波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时，国民党军队正退守舟山，人数最多时达６万之众，不时封锁、袭扰、轰炸我市沿海和城市；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军事集团虽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量存在，社会秩序极不稳定；金融投机在秘密进行，物价波动频繁，城乡交通尚未畅通，物资交流困难，广大农村民穷财尽，农业生产破坏严重。在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前，陈伟达殚精竭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思考如何为人民掌好权、为党执好政、为宁波工作开好局等重大问题。

    1949年5月19日，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绍兴成立，是宁波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宁波城区及各县的军事、行政、财政等事宜，陈伟达任军管会公安部部长。 5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简称二地委，11月改称中共宁波地方委员会)，由第二十二军干部、随军南下干部和在本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组成。6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公布地委组成人员名单，陈伟达任第二副书记。

    7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宁波市委员会。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宁波市委员会成立,陈伟达任书记，宁波市为省辖市。9月5日,宁波召开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市政府邀请市党政军干部和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工商、文教、宗教等各界代表169人出席会议。市军管会主任丁秋生致开幕词，市委书记陈伟达作《关于克服当前困难，建设新宁波的方针的报告》报告。会议主要议题是团结各界力量，粉碎敌人封锁，克服当前困难，建设新宁波，号召全市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建设新宁波而奋斗。会议提出反封锁的六大任务：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尤其是解放舟山群岛；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首先动员大批难民与失业群众回乡生产；公私企业都应摆脱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并把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一切企业今后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对私营企业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继续动员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工作；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节衣缩食，克服目前困难。陈伟达在会上严肃指出：“迅速解放舟山群岛和定海县城，扫清蒋匪帮最接近沪杭甬的海空军基地和全浙东匪特的主要巢穴，这是回答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及粉碎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我沿海各港口武装封锁的最有效办法。”[2]

    10月13日，省委决定，经中央批准，由陈伟达任地委书记。地委作为省委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和任务是：负责在所辖区域内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监督、检查、指导所辖各县的工作，培养、考察、任命所辖区域内的干部。

    陈伟达非常重视组织和干部工作，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对做好南下干部和当地坚持干部的团结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使干部们从军事上的会师逐步走向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当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对于抓经济、搞建设，基本都是门外汉，陈伟达便常常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列举工作中碰到的种种矛盾，以及广大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以鲜明的观点、生动的语言，启发干部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清新形势，适应新任务，要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股劲，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去学习领导生产和企业管理的知识。

    陈伟达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与生产。一次组织慰问团到老区访问，听到四明山群众毛竹、木炭滞销，他当机立断拨款帮助老区人民生产自救。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南沿海遭暴风雨侵袭，宁波地区3个县的海塘被海水冲塌，大片房屋、棉田被淹。面对严重灾害，他亲临灾区，发动几万群众抢修海塘，用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海塘抢修任务。同时，他一贯重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稳重妥善、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正是这种作风，使他所写的调查报告、所提的设想建议多次得到肯定和重视。

三、倾心“四项工程”建设 助力宁波经济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伟达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长期、残酷的迫害，他对党忠心耿耿，不畏邪恶，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陈伟达复出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不久，他主持全省经济工作，特别是工交生产。1974年底，宁波“四项工程”相继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先后开工建设。1976年6月8日，省委为加强对“四项工程”建设的领导，专门成立了 “四项工程”建设会战领导小组，由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陈伟达任组长统一负责指挥。

    “四项工程”建设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依托宁波港的区位优势，集中在镇海兴建的宁波港、浙江炼油厂、镇海发电厂、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简称。基建总投资达8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浙江首次以宁波为中心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开端。除清水浦渔业基地于1980年被列入国家停缓建项目，只投产了年产3000吨的渔业钢丝绳厂外，其余重点工程的建设带动了宁波滨海炼油、化工、发电、造纸、钢铁和修造船六大临港产业群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特别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浙江和宁波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石之一。

    陈伟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坚强的毅力主持经济工作，呕心沥血，夜以继日，为“四项工程”建设作出了艰苦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陈伟达旗帜鲜明地指出：“宁波这几项工程，是浙江希望所在，不把它建成，誓不罢休。”他为此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种种难题。1974年“四项工程”建设刚刚展开，所谓的“批林批孔”歪风也正兴起。陈伟达首当其冲，被诬为“浙江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搞“唯生产力论”，多次遭受批判。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决贯彻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振奋精神，锲而不舍，扎实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种种难题，奠定宁波经济腾飞的基石，为宁波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建设现代化的炼油厂，对于当时的宁波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新兴产业，困难很多。陈伟达亲赴山东考察，详细了解石油化工企业的建设生产规律；积极引进石油化工所需的大批业务骨干，解决人才短缺难题；实地论证、组织兴建海涂水库，解决石化生产的缺水问题；果断决定，集中力量优先供应石化建设所需的特种钢材，解了镇海炼油厂的燃眉之急。

    陈伟达集高级领导与高级专家于一身，遇事高瞻远瞩、多谋善断，工作严谨，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领导艺术，这在领导北仑港的建设中体现得很充分。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号召。不久，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建设。陈伟达开始思考浙江省有没有可能和条件建设一个现代化大港。时隔不久，上海酝酿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建设一座年产300万吨的大钢铁厂，矿石从澳大利亚进口。这就必须具有现代化的港口码头。根据当时海运部门提供的资料，用万吨轮运输澳矿(3400浬)，吨矿运费需12.5美元，而用十万吨轮运输仅2.5美元，这说明运轮大小，运费悬殊十分惊人，建设深水港已成为降低钢铁生产成本的关键所在，势在必行。当时考虑两个选址方案：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浙江宁波。陈伟达获知消息后，指派专人到镇海大锲镇察看，发现这里有17.5公里长的海岸线，对面有舟山群岛作天然屏障，水深20米左右，而且不冻不淤，是个天然良港；同时，大锲镇周围有很大一片腹地，可以作钢厂的厂址，也可以作港口的堆场。

    不久，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钢厂的选址问题。陈伟达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过程中，了解到中央决定把钢厂定在上海，并且定名为宝山钢铁厂。陈伟达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方案，同时陈述北仑建港的条件和理由，力争在北仑建设现代化港口码头，作为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配套项目。陈伟达抓住机遇，与上海市和交通部领导反复磋商酝酿，利用浙江海域的优势，争取建立钢铁厂的矿石中转码头。这次会议结束后，陈伟达又特邀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的主要负责同志，从上海乘坐海军舰艇到浙江镇海实地考察。经察看，大家一致认为北仑港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终于把北仑港建设作为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配套项目而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北仑港址既定以后，陈伟达又积极筹划落实指挥部建立、陆上工程和配套项目确定、干部选调和土地规划审批等重大决策和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建港工作的顺利开展。

    历时3年，一个现代化深水良港——北仑港，终于屹立于我国的东海之滨。北仑港建设工期提前了一年，投资节省了8000万，被国家评为全优工程。北仑港的建成，凝结了陈伟达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北仑港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宁波的地位和格局，为宁波、浙江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后来，北仑港建设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原浙江省计经委主任程精业在回忆文章中深情称颂陈伟达北仑港之父建设之功。

    斯人已去，唯有精神永志。我们深切缅怀陈伟达同志，学习他对共产主义无比坚定、始终如一的崇高信念，学习他百折不饶、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丹心昭日月，风范励后人，我们要弘扬传承他的崇高精神和风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魏苏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