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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已满60周岁，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我当时正在负责编纂由市文化局承编的《宁波市志*文化卷》，任务尚未完成。同年，文化部又部署了编纂革命文化史料的新任务，也需要立即着手进行。因此，局里希望我在退休之后，能继续留下来，完成这两项史志编纂任务。我也觉得完成已经承担的工作任务义不容辞，因此，在办理退休手续之后，编纂史志就成为我退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了。
《宁波市志*文化卷》是《宁波市志》中的一个卷，由文化局承编，确定由我任主笔，和几位基层执笔同志一起组成编辑组，于1987年开始编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是由文化部和省文化厅先后部署的，具体任务是要汇编两本史料，一本是《宁波市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一本是《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由有关的宁波、绍兴、舟山、金华和余姚五市文化主管部门合作编写，组成协作片和编委会，由宁波市牵头。我在其中具体负责史料编纂任务。
编纂史志，就是要把前人留下的零星和分散的有价值的资料，经过收集整理，汇编成较为系统和完整的史料，留供后人研究查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却又十分繁琐、艰苦的工作。因为编纂史志最基本也是最严格的要求，就是所录存的史料都必须是真实可信、经得起历史检验，决不容许主观臆断、想象推测，更不能虚假编造。由于我们承编的两种史志内容，一是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以至数百年，二是地域范围广，涉及省内四个地区，由于岁月流逝，人事变迁，许多早期资料都已经湮没流失，查找起来就如大海捞针，十分困难。当时查找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是查阅历史档案，二是寻找当事人。我们几个编辑人员跑遍了市档案馆、图书馆、党史研究室等资料收藏单位，却以现这些最让我们寄予期望的单位，其保存的地方档案史料和图书报刊也并不齐全，早期的更为稀少，且残缺不全，往往翻阅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另人十分沮丧，但有时也意外地发现一些有用而且是很珍贵的史料，就如获至宝，精神振奋，把所有劳累、艰辛全都忘光，忙于摘抄复印，甚至顾不上吃饭和休息。至于寻找当事人困难就更大，一是变化太大，我们原先掌握的情况早已过时，有关当事人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东搬西迁，不知去向，好不容易找到几位，也安排了交谈的时间，又因为间隔时间太长，当事人年事已高，对当年往事记忆不清，有的答非所问，有的张冠李戴，往往谈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对这些当事人提供的情况就需要花很大的精力进行梳理、筛选，再和相关材料反复核实才能使用。但也有一些当事人对自己早年革命经历记忆清晰，并且保存了一些实物资料和照片，并愿慷慨提供，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积累了不少资料，接着就开始整理、编写和继续搜集补充的工作。有了足够的资料，编纂工作就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质量也有保证。困难的是有些史料明显不足，内容十分单薄，有些史料相互矛盾，难以定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和核实，在这项工作中，我付出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力求所编选的史料都达到真实可信的程度。“宁可少些，但要精些”，这就是编史志的最高原则，其间的曲折反复、酸甜苦辣、相信参与过此项工作的同志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1991年，市志文化卷编成，并经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审阅通过，《宁波市志》于199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1992年，宁波市和浙东抗日根据地两本革命文化史料也编纂完成，经编纂领导小组审定后报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出版。市文化局史料编辑组、主编景泗海和我个人都因此被省文化厅评为先进，受到表彰，获得很大荣誉。
看到自己曾经付出辛勤劳动的史料编纂工作终于有了成果，汇编成册，付印出版作为文化事业的宝贵史料加以保存和提供利用，心里充满了快乐和自豪。通过史料编纂，还使自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我懂得了一切先进文化都是先辈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的，在战争的环境中尤其如此。通过自己的搜集、整理，能为宁波市的文化事业保留一些珍贵史料，为建设文化大市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感到十分荣幸，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就更加充实、更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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