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四川省达县人。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第十三团政治委员，军委骑兵团政治委员、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等职。如此高官，却与宁波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1942年他在新四军认识了一位才女，这位新四军女战士是宁波人，经过相识相爱，他成了宁波女婿

    在宁波小港镇，有个大户人家姓李，不仅经商通达，而且爱国有加；不仅实业救国，而且有多名子女参加了新四军，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李又兰就是李家的其中一位巾帼英华。1937年她就参加反击日军侵略的战地救护队队员。年仅十七岁的李又兰开始在战地救护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踊跃参加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以唤起民众,团结抗日。1938年初,李又兰同十几个浙江学生,展转到武汉参加新四军。1942年1月下旬，新四军华中局召开由所辖9个区的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也出席了会议。李又兰在新四军军部当巡视员，因她参加过速记的专门培训，也被抽出来负责速记。会议上，刘少奇让张爱萍专门谈谈九旅从当地游击队武装发展成为主力新四军的情况。对此，张爱萍感到很突然，但还是理了理思绪，并实事求是、不加任何修饰地作了发言。
    第二天，端庄文雅的李又兰找到张爱萍，递给他一份文稿，说，“这是你昨天讲话的记录，请你审定，需要修订和补充的请写在旁边。”这份字体清秀、书写工整的文稿马上引起了张爱萍的注意。他发现，通篇整洁、正规，连标点符号都清清楚楚，而且是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就连个别的习惯用语，凡是正确的，都用上了；不规范的，还给予了纠正。顿时，张爱萍萌发了一种莫名的爱意。
    后来，张爱萍经打听、观察，发现这个名叫李又兰的姑娘不仅上台能演、挥笔能写、集会能讲，而且在速记方面，甚至是漫无边际的讲话，经她记录、整理，居然就是一篇重点突出、逻辑严密又颇具文采、还不失讲话者特点的好文章。
    随着对李又兰了解的加深，张爱萍在心里默念：“这是位有才华又很贤淑的女性，可以成为知音，可以结为终生伴侣。”于是，就不由自主地常常约李又兰见面。而李又兰对张爱萍的邀约也是欣然接受，和张爱萍在一起，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一切都很自然。其实，他俩早就见过面。当年李又兰到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要见周恩来副主席时就是张爱萍挡的驾。难怪两人在一次聊天的时候,张爱萍听李又兰回忆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怎样磨着值班参谋见到周恩来一面的往事,心有感慨地说:“当时,这些学生真叫人没办法。”并对这件事进行了一番记忆犹新的叙说。说着说着,李又兰终于忍不住噗嗤笑了。“你笑什么?”张爱萍不解地问。“我就是真叫人没办法的那十几个人中的一个!”张爱萍有些惊异,稍后才明白过来,“我也就是那个值班的参谋。”两个开怀大笑。真是“冤家路窄”,难怪一见如故。
    苏北的夏天能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傍晚，一阵狂风大作，闪电雷鸣，暴雨如注。倾刻之间，如鞭、如刀、如剑的暴雨冲塌了李又兰居住的小屋。她抱着湿淋淋的被子，沮丧地躲在屋檐下，不知归宿何处。
    “又兰！”张爱萍在大雨中突然出现，“屋榻了！”
    “这种天气你还来？！”李又兰又惊，又喜，又愁，又苦，“今晚没处住了！”
    “又兰，你愿意嫁给我吗？”湿淋淋的张爱萍突然乐滋滋地提出这个问题。
    “愿意嫁给你！总不至于是今天！”李又兰苦笑着说。
    “为什么不能是今天？！”张爱萍伸开双臂把李又兰紧紧揽在怀里，动情地说，“走吧，跟我回去！”张爱萍揽着李又兰走到高大的枣红马跟前笑道，“我这匹老马识途，再说，还有我呢！”说着纵身上马，李又兰完全被张爱萍的热烈情绪所感染，她利落地爬上马背，紧紧地搂住张爱萍的腰。
    翌日上午，李又兰用针在陈毅送给他们的那支派克钢笔上刻了个“萍”字，仔细地挂在张爱萍的衣兜上。就这样，张爱萍成了宁波女婿。
    结婚不到半年,为粉碎苏北伪军二万余人对盐阜地区进行疯狂“扫荡”的阴谋,根据地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张爱萍奉命主持根据地党政军的一切工作,坚持原地斗争。可是这时,李又兰却已有身孕。为了不拖累负重任的爱人,让他一心无挂地带兵打仗,李又兰只好暂时在东海县的八大家隐蔽下来。在敌机对八大家的一次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躲避敌机轰炸的李又兰徒步走了几个晚上的夜路,寻找到位于盐东的师政治部。不久,又和几位战友乘货船到上海。
    始料不及,一到上海,护送他们的李毅便被捕了。李又兰无处可去,流落街头,思前想后,决定回宁波老家。几经辗转,她终于回到家乡,在母亲的照看下,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张翔。临别时张爱萍、李又兰夫妻俩曾订了一个“君子协定”:一、孩子出世后,抚育的重担由李又兰承担,不以家庭事务牵扯张爱萍带兵杀敌、驱寇兴邦的精力;二、正直自立、好学、有所作为是孩子成长的目标,也是李又兰教育的重点;三、夫妻俩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理由溺爱孩子。儿子如今呱呱坠地,可是亲生父亲远在战场,音讯杳然,生死不明。此时的李又兰内心的滋味无法言表。
    在与敌伪紧张频繁的转战之余,张爱萍不可能不牵挂与思念怀孕的妻子。直到七八个月后,从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发来的一份电报中,张爱萍才获悉爱妻的下落。一年半后,李又兰才辗转回到张爱萍身边。
    一天,李又兰在给张爱萍洗衣服时,发现他上衣口袋里的记事本的扉面上写了一句话:“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请通知我的爱妻李又兰……”下边便是李又兰宁波娘家的详细地址。在生死关头,他惦记的依然是妻子。看到这里,李又兰默默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战争年代聚少离多,他们婚后生活,多半是在思念与期盼中度过的。
    解放后,他们恩爱如初，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初期,战场上多少次出生入死的张爱萍将军却莫名地被关进了监狱,李又兰四处奔波,八方申告,找了王震,找了叶剑英,找了周恩来,几经辗转,终于使将军获得了自由。
    将军对夫人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总是于百忙中以自己的摄影、诗词、书法给夫人以愉悦、以快乐、以美的享受。长期以来,将军的诗词手稿、照片,一些文字材料,都是夫人给他保管整理。有时将军即兴写点诗词,随写随丢,有的都丢进纸篓里了,李又兰又给捡出来,整理好放着。
   
    二、在宁波有一个兵团级的军事首脑机关，这就是东海舰队司令部。它的前身华东海军是共和国最早的海军部队，组建它的最高领导人正是张爱萍

    在宁波，有一个兵团级的军事首脑机关，这就是东海舰队。它的前身华东海军是共和国最早的海军部队，组建它的最高领导人正是张爱萍！这事得从1948年5月说起，当时毛泽东正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就多次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一起研究商讨筹建海军事宜，并于  1949年1月8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后，毛泽东又在许多场合，多次表达了尽快建立人民海军的愿望，并明确指示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发起渡江战役前后，尽快将华东军区海军组建起来。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来电报，宣布起义。３月24日，毛泽东在复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立自己的强大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几天后，刚刚开过“渡江战役筹备会议”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下达了组建华东海军的任务。陈毅对张爱萍说：“我军目前缺少海军。如果有了海军，这次渡江战役的准备时间就不会这么长。再说，以后要解放沿海岛屿，也要有我们自己的海军才行。”不等张爱萍答话，陈毅继续说：“为了确保《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消灭海上入侵之敌，军委点了我们三野的名要求建立海军。毛主席亲自点将，让你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担子可是不轻啊！”
    张爱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1946年他在指挥两淮战役时负伤，被送往苏联治疗，随后又到大连疗养，不久前才回到三野前敌指挥部报到。一听让他组建海军，张爱萍面露难色：“我只是一个中学生，连游泳都很勉强，搞海军恐怕是难以胜任啊。”
    陈毅没有正面回答张爱萍的话。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邓兆祥的嘉勉电，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爱萍啊，让你负责建海军，这是中央对你的信任！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这一步，我们只能干，而且非要干好不可！”接着又说：“你可以去江苏泰州白马庙找粟裕同志。我已经和他商量研究过了，准备把三野教导师机关和一个团的部队以及野战司令部的一个侦察营和苏北的海防纵队共4000多人，全部调归海军由你指挥。”
    接受任务，当天傍晚张爱萍便赶到白马庙。一见粟裕，张爱萍的头一句话就说：“真没想到啊，中央让我组建海军。”“是啊，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没想到的事以后恐怕还有很多呢。”粟裕略一停顿，抬头问道：“对于这个任命，你有什么想法吗？”
    “试试看吧，我想先熟悉一下部队情况。”
    粟裕介绍说：“三野教导师机关的人目前不在这里。现在，我已经把28军84师的副参谋长李进调来。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也在这里，他过去主管国民党海军情报工作。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一直在上海搞地下物资供应的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青，给你当个‘后勤管家’；另一个是机关管理员温礼芝。这些人先作筹备人员，以后再作进一步补充。”
    就这样，张爱萍便在白马庙住下来，开始专心谋划人民海军的创建工作。
    20天以后的４月21日，渡江战役正式打响。23日，解放军的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楼顶上。当天中午，张爱萍匆匆吃罢午饭，就将李进、张渭青等人叫来，并让勤务人员简单布置了一下会场，接着便主持召开了由13人参加的人民海军成立大会。张爱萍将军任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爱萍说：“我把大家召集起来，一是作动员，二是宣布海军正式开始工作。今天——1949年4月23日，就是我们海军诞生的第一天！”
    当时，华东海军实际上只有６舰13艇，其余的18艘舰船和32艘小艇，都是已经报废了的破旧舰艇。这些舰艇，型号杂乱，残缺不全，有清朝海军的遗物，也有民国初期的炮舰，还有国民党逃跑时遗弃的退役舰艇。不少舰艇上根本没有火炮，有的大多也是产自美、英、日、法等国，连配件也无处配置，损坏情况严重。因此，华东海军创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为此，张爱萍让黄胜天找来原国民党海军机械署少将曾国晟，让他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并一起研究、解决修舰造船问题。
    根据曾国晟的建议，张爱萍决定将商船、民船改装成“军舰”。他们先把船舱按比例隔小，以便作战损坏后堵漏，然后再装上陆军用的加农炮或榴弹炮。就这样，华东海军先后购置了100多条各种民用船只，并用铆钉装上近800门火炮，初步解决了人民海军“有船缺舰”、“有舰缺炮”的问题。一年后，在命名典礼上，张爱萍在司令舰上授予各舰艇以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命名状、军旗、舰长旗、舰首旗等。然后，张爱萍健步走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像前，带领全体水兵庄严宣誓：“我们是中国人民的海上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今天，受中央人民政府颁给我们庄严的旗帜、光荣的称号，我们感到无限光荣和责任的重大……我们保卫这光荣的旗帜和称号，永远像保卫祖国的尊严一样。”从此解放军开始有了自己的海军。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张爱萍司令员等海军负责人，并为新成立的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49年12月，中央军委海军成立，华东海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
    东海舰队的司令部原驻上海，七十年代因林彪的一号命令，迁驻浙江省宁波市。
   
    三、三军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胜利，在我军战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指挥这场战斗的总指挥部却设在宁波，总指挥张爱萍在这里经历着一场远比一江山岛实战还要严峻的战争与政治、成功与失败的考验

    一江山登陆战在解放军战史中占有特殊地位，这是人们皆知的事。但是作为这场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张爱萍，为什么要把总指挥部设在宁波？他在宁波又经历了那些困难却鲜为人知。
    那是1953年底，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朝鲜停战了，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了。这事和时任七兵团司令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张爱萍的思想很一致，早在1951年3月，刚刚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就把解放大陈岛和浙江沿海岛屿列入了自己的计划。7月，陈毅把他叫到上海，要他主持研究浙江和福建沿海岛屿问题，这正好是不谋而合。不久，在张爱萍的主持下，提出了一个“从北往南打”的作战方案，旨在首先解决大陈岛，然后依次由北向南，逐个由小到大，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然后接着一直到解放福建沿海的马祖列岛和大小金门等岛屿。张爱萍率领工作组经过反复研究和实地勘察，将成熟的方案呈送给司令员陈毅。
    陈毅将这一“从北往南打”的方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批示说：“朝鲜停战前，不要进行，停战以后再说。”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次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形势变了，准备打大陈，先解决浙江沿海岛屿，估计美帝不会有大的干涉。你们就准备吧！”
    中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余部队退据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在浙东沿海所据守的岛屿，经过几年经营，已构成防御体系，其防务由“大陈防卫区司令部”组织实施，刘廉一任总指挥。守军主要是美械装备的第46师和6个突击大队，还有10余艘海军舰艇经常在此海域游弋，总兵力达2万余人。
    据守一江山岛的为“一江山地区司令部”，下辖突击第4大队、第2大队第4中队和1个炮兵中队共1100余人。守军以岛上几个高地为核心，设置三道阵地和四层火力网，构筑明碉、暗堡154个，平均每百米正面配2门火炮和2挺机枪，前沿各突出部和阵地前密布铁丝网和地雷，形成坚固的环形防御。
    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他岛屿。
中央军委7月11日批准了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以海、空军轰炸大陈岛，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解放浙东沿海全部岛屿。7月下旬，华东军区确定参战部队为陆军第20军第60师1个团又1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海军舰艇137艘，海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兵共12个大队184架飞机。
    8月，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张爱萍把指挥部设在宁波天主教堂的大院里，他为什么要设在宁波？是因为他了解宁波，他曾让人了解这座教堂。它是在鄞江、慈溪二水在宁波城东门口汇合成为甬江，在三江汇合的丫口上，露出一片犁铧形状的绿洲，绿洲尖上，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顶上耸立的哥德式钟楼，像怪兽的峥嵘头角，刺入了苍穹。高大的花岗石围墙将偌大一座教堂围裹起来。围墙紧贴在石砌的江堤之上，江堤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拱桥横跨两岸。两岸杨柳依依，吹拂着碧波荡漾的江水。 宁波解放后，这座教堂成了中外特务分子潜伏的大黑窝。大黑窝后来被彻底捣毁，神职人员星散四方，教堂房产被人民政府接管。宽敞整洁的房舍变成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大石窟。张爱萍来到宁波后，喜爱这地方的清静宁谧，看上了大石窟的安全保密，便从公安部门将大教堂暂借过来，安上了他的前线指挥部机关。这教堂的空房特多，他索性让海军、空军指挥机构的核心部门一起搬了进来，“住在一块，热热闹闹，办事方便，目标也小些。”就这样，他捏出了一个形态特异的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关。
    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关一经安顿就绪，张爱萍便在陆、海、空、后勤首脑面前摆下了一盘“战役组织准备工作”的大棋，棋枰上赫赫然摆着：建立指挥中心；加强对敌侦察；组织三军演练；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筹集登陆船只、器材；拟制协同计划；进行战场准备；深入政治动员，共八个大项目，下面包括成千个小项目。这个多方面、多环节的系统工程，像个结构精密严整的钟表盘，驱动着联合作战指挥部的整部机器，不舍昼夜地运转、运转……
    前指下设空军指挥所、海军指挥所、登陆指挥所，还成立了三军联合后方勤务部和政治工作组。领导机构组成后，即组织各参战部队加紧进行各项作战准备工作，包括动员教育，侦察敌情，拟制三军协同登陆作战计划，进行军种分训和三军合练，扩建机场，抢修舰艇，调集物资器材，组织通信、气象、测量等各项保障。
    然而，张爱萍在这里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战争与政治的考验。第一波曲折是作战方案，由陈毅主持华东军区常委进行研究后上报中央军委，朱德、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但是彭德怀表达了不同看法。他在华东军区报告上批示：进攻上下大陈岛，美海空军也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在朝鲜停战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7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的意见。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此项作战，也须慎重考虑。作战方案就这样搁浅了。
    第二波曲折是进攻金门失利后，美国阻止大陆武力攻占台湾。《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方案》又一次摆在毛泽东的桌子上。1954年8月13日中央军委下令了，但华东军区在讨论先攻上下大陈或先攻一江山岛或先攻披山岛，意见不一。最后拿到军委上去，彭德怀批准了张爱萍的方案，先攻打一江山岛。10月31日，张爱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浙东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由一名总部领导担任，可见这场战役作战指挥层次之高。张爱萍在宁波进行了3个多月的隐蔽训练，特别是在穿山一带进行实兵演习，“他象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然而，正当张爱萍胸有成竹，准备上阵的时候，12月11日，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当日，华东军区电告：
    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意见。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12月11日电报，张爱萍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12月16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55年1月10日前完成，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1月中下旬及2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3、4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张爱萍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1月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5天后，也就是12月21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议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第三波曲折是当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1955年1月，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度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国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度，发起任何规模和渡海登记作战。是这样吗？张爱萍欲战之心不死，大家每天都在宁波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5级，浪高不大于4级，能风度、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要更准！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张爱萍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同世界战争史上的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辨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是就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20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1月16日至20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1955年1月6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17、18、19日风、浪、潮汐适宜海军作战（18日最好、19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17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登陆部队于17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16日夜仍有五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17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18日拂晓前，登记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18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待机。
    我于17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指马冠山）亦于17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张爱萍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他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张爱萍总指挥对登陆部队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王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张爱萍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1月17日晨曦，张爱萍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10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张正在从宁波指挥部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1月16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16／1”
    1月17日，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2、3月份。”
    张爱萍看后，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张爱萍同陈赓是老相识。1935年9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张任2纵13大队（原3军团所属红13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电话要通，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这让人不能接受!张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张爱萍说，绝对二字怎么讲？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张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张爱萍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张爱萍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原来张爱萍开战前两个星期从宁波给军委发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因此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1月4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张爱萍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张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一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再述说，一江山解放了！
    然而，战斗胜利，凯旋归营，应好好庆祝，可张爱萍又一次受到人生的曲折。那就是有人对他的评价问题，这时他已经不在宁波了。但毛泽东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如张爱萍事先预见：一江山这一仗打好了，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果然，一江山刚解放，渔山列岛和披山岛上的守敌迅即撤进大陈本岛。2月5日，美国政府下令第七舰队从大陈岛撤走。8日至10日，大陈本岛及南北麂山岛守敌全部撤逃。至此，浙江全境解放。
   
    四、几十年来，张爱萍一直关注宁波建设，为宁波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
   
    战火的硝烟散去了，共和国在风雨中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徘徊，作为新中国海军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开国上将张爱萍不仅辅佐共和国的领袖们让新中国这艘大船在风浪中前进，而且也十分关注着宁波的发展与建设。他热情接待来自甬江两岸的人们，为宁波人排忧解难，他给四明大地留下了许多弥珍的题词墨宝。限于篇幅，仅举一二。
    故事之一。李善祥，小港港口李家人，祖上经营海上运输业致富。小港李家当时是镇海县望族，旧时在宁波地区是数得起的巨富。他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辛亥革命前夕，他参加了反清团体新浙江同志会，后与当地同盟会员唐爱陆一起策划了攻打县衙的起义。清帝逊位，他曾荣膺当地民政长。但他看到官场黑暗，民主无望，遂毅然辞官跑到了关外，在锦州搞起了果木种植。驰名全国的国光苹果就是他的杰作。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善祥已68岁。为了使果园事业有更好发展，决定将果园、学校以及庙沟所有建设、财产全部奉献给国家。他在1949年2月3日给辽西省政府的呈文中写道：“民于民国十二年前后，集股银币三十万元，自占股份约四分之三，于锦县松山区庙沟地方组设生生果园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无限股东，从事栽培果树，造植森林，为社会倡其后。复于民国十七年独资建立耕余果园专门学院，造育技才，以期加速推广工作，……如今无力复兴旧业，复难觅继代同好，为爱护此数十年艰苦缔结之社会资源，不忍坐视其荒芜，夙夜筹计，唯献交公营始得保全，且更能加速推广，俾达初志，意出至诚，别无他求，乞赐鉴原，亟予核准派员接收，继续经营而扩大之，是所馨祝者也。”当时因政策无明文规定，当地政府未便接收。善祥便写信给张爱萍，恳切申述理由，张爱萍为其拥党爱国的真诚所感动，即写信给当时中共辽西省委书记喻平转达此意，喻平复信应允接收其全部奉献，并委以果园顾问。果园被接收后，李善祥带着资金回宁波，协助地方动员富户开仓济贫，共度灾荒，深得群众赞许。
    故事之二。张爱萍关心宁波的反腐工作。那是1995年陈希同事件刚刚被揭发出来，市委办的同志到北京拜访了张爱萍将军，在他会客室里，他对宁波的同志说，前几天，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陈希同事件谈了反腐败问题，他在会上还引用了诸葛亮《出师表》里的一句话：“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巽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意见是说，无论多大的官，如果你犯了错误，都应当交给司法部门去评判，以显扬公平明察的政治。张爱萍说，腐败问题不解决，我们浴血奋战夺取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他还要宁波的同志将这些话带回宁波，向当时的市委转达他的忠告。当拜访的同志把张爱萍的话转告了原市委的个别领导，但由于当时市委的主要领导没有把张老的话真正放在心上，最后自己也锒铛入狱了。这件事说明张老的心不仅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关心着宁波的各项工作。但当他听到宁波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时，他都会欣慰地笑着。有时还会问，那座他曾经战斗过的老教堂现在怎么样。
    故事之三。他教育后代要为宁波人争光。张爱萍的大儿子张翔1943年出生在宁波。张翔在宁波外婆家生活了五、六年，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宁波解放之后，当时张爱萍正在上海组建新中国的海军。张爱萍见到儿子，就说，小宁波，长大了要好好为宁波人争光喽。张翔不负父望，1961年高中毕业，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核武器的设计制造专业。毕业后，张翔被安置在根据周恩来嘱托，赋有军队现代化、自动化指挥的二炮司令部电子装备办公室。他认真工作，刻苦钻研计算机业务，较早地解决了当时汉字信息处理的关键问题。以后，又研究了ZD—2000，获得了电子工业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于中文信息处理实用化技术过关后，军事指挥系统迈开真正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随后，张翔他们完成了“825”“8212”等军队自动化装备现场实际演练的任务，得到了军队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张翔出任了“二炮”副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并一直主管“二炮”的信息化建设、装备、工程等工作。他说，我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也没给宁波人丢面。

（原载《足迹》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