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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史海回眸  史海一叶 
 
“两弹一星”中的宁波人 
 
发布机构:    发布时间:2011-06-29
 

    1964年深秋的一天,一朵从我国西北大漠腾空而起的蘑菇云,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年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又过了三年,一曲响彻寰宇的“东方红”向世界宣告:中国掌握了人造卫星技术。两弹(指导弹和原子弹,氢弹属原子弹系列)一星的成功,彻底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使中国真正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国际敌对势力对我进行严密封锁、国内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基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两弹一星”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取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造奇迹的团队中,也有我们宁波的杰出人才、宁波籍中共党员!在迎接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回顾他们的伟大贡献。

  特别要说明的是,因为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介绍其中六位。


  郑汉涛 

  郑汉涛1915年出生于慈城芳江村郑家的一个职员家庭,原名衍松。

  1930年,年仅15岁的郑汉涛考上了半工半读的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锻炼和培养了动手实践能力,后转入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于1933年底毕业,北京大学校友录中记载了这位当年只有19岁的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后,郑汉涛回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华新印染厂和长城机制煤屑砖瓦厂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期,胡厥文先生通过范长江将郑汉涛介绍给中共武汉办事处。1949年太原解放后,郑汉涛任新成立的华北军区兵工局副局长,次年5月,任重工业部兵工办公室副主任。

  1951年政务院决定成立兵工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兵器工业,任命郑汉涛为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兼华北军政委员会兵工局局长,尔后他长期战斗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上,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2年郑汉涛被授予少将军衔。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研制“两弹一星”的任务。在攻关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两弹一星”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2月14日,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这是新中国负责领导全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机构,也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总指挥。中央专委办公室设在国防工办,由罗瑞卿大将兼任办公室主任,郑汉涛少将兼任副主任。

  在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前夕,郑汉涛少将曾率有关人员赶赴位于青海省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现场会同基地人员对降落伞和氢弹总装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以确保安全可靠。

  
    李鹰翔 

  宁波人李鹰翔,1958年从文化部出版局调入二机部,在核工业界工作50多年,曾任刘杰部长秘书、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经历了核工业从创建到发展,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研制,以及后来军转民,开始建造核电站的全过程。

  今年80多岁的李鹰翔是“两弹一星”元老级的人物,他曾向笔者讲过两件有趣的事:

  第一件事,是氢弹爆炸时,由于领航员在执行任务时心情比较紧张,影响了注意力,飞临指定区域时忘了按下自动投掷器按钮。

  那是1967年6月17日空投试验当日,氢弹空爆试验开始了,上午7时40分,执行空投任务的驾驶员徐克江机组已经起飞,按预定计划应于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当时钟的指针指向8点时,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接近目标,人们都屏住呼吸翘首以盼。可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下氢弹,拐了个弯飞走了。亲临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问:“怎么回事?”空军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过了20分钟,轰-6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

  第二件事,是为了保密,孩子以为爸爸是挖煤的。“可以说氢弹研制的保密工作是滴水不漏。”李鹰翔告诉笔者,搞两弹一星工作,保密性非常强,谁都不能有一点泄密,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若有人问,你在哪里工作?只能回答:221基地。有一次他回家,孩子问他在哪工作,他说,在矿区工作,孩子看爸爸晒得很黑,就问爸爸是不是挖煤炭的?他笑着答道:是挖煤的。

  
    胡思得 

  胡思得,工程院院士,核武器工程专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曾任该院院长)。长期从事并先后参加或主持领导了多项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过程中,解决了一些重要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设计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胡思得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工作,从此,与国防尖端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思得是分到九院工作的第一批大学生。他说,当他向邓稼先主任报到时,看到办公室里一共只有三个人,心里凉了半截。

  创业初期,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开始的时候,所里没有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和书籍都得向中国科学院和各大学的图书馆去借阅,库浪特和弗里特里希合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是理论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但当时全国只有一本俄译本,胡思得就与大家一起动手,把这本书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学习。当时大家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阅读外文文献有较大困难。为了尽快了解文献的内容,大家把文献中每一个生字划出来,分头去查字典,再凑起来,一起琢磨全句的意思。就这样,他们念完了一篇篇文献,内容掌握了,外语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开始工作后,邓稼先分给他和几个年轻人的题目叫“铀在高压下的状态方程”。这是计算原子弹物理过程所需的参数,因此属保密内容,国外的文献查不到,国内的动力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出铀的状态方程,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老邓的指导下,胡思得和大家一起,把有关状态方程的文献都找出来,逐篇仔细阅读,深入消化,把所有能找到的其他金属的状态方程都汇总在一起,琢磨其间有什么规律可循,以便推求出铀的状态方程。另一方面,他开始学习并研究托马斯-费米理论及其各种修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推出了所需数据,满足了数值计算要求的铀的状态方程。

  建院初期,生活条件很差,办公室和宿舍没有暖气。白天冻得实在无法工作学习下去,大家就到附近副食店里的火炉旁去取暖,等暖和一些后,继续回办公室工作。胡思得还记得,邓稼先的办公室也没有取暖设备,和大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偶尔还讲几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逗乐。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这个小组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胡思得被任命为这个组的组长。

  从1963年起,胡思得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在实验基地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验和生产现场,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接触到很多实验科学家、工艺专家和生产人员,听到他们对理论方案的各种意见。胡思得还常常与大家共同设计实验,亲自动手安装和计量实验装置,大大丰富和完善了研究,也对后来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带来某一关键技术上出现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毛用泽 

  毛用泽,工程院院士,核辐射监测与防护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防化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核试验辐射监测与防护研究工作。

  1949年9月,风华正茂的毛用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渴望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戎马生涯的毛用泽,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刚刚一年的求学生涯,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并辗转来到四川省江津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的创建工作。为了加强学校的业务建设,1951年9月,组织上安排他到北京大学化工系深造。就在他结束本科学业回到单位不久,组织上又决定让他改学核物理。

  虽说舍弃喜爱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他割舍了化工专业,义无返顾地迈入了核物理这个陌生的领域。从此,他的一生与我军核监测防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委派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进修,师从于著名核物理专家赵忠尧教授,并得到我国著名核物理专家王淦昌教授的悉心指导。

  20世纪60年代,毛用泽受命参加了我国首次核试验前期准备工作,负责核辐射剂量参数测试与安全防护监测等多项任务。在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的情况下,他与大家一起战酷暑、斗严寒,团结协作,克服重重困难,攻克道道技术难关,为首次核试验早期核辐射与放射性沾染(剩余核辐射)两大参数测量提出了技术方案、手段与布点等;为核试验场的辐射安全、剂量防护技术提出了总体方案……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那块人迹罕至的戈壁滩,随着一声轰鸣,一朵硕大的蘑菇云缓缓上升。与此同时,毛用泽领导开设的有线遥测站,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在爆后一分钟内即拿到了测量数据,为专家们作出首次核试爆完全成功的结论,并为确定核试爆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毛用泽与他的同事们又连续奋战十几天,拿到了宝贵的效应数据。他所提出的技术方案、方法都得到了成功检验。由于他在组织和完成首次核试验监测防护的各项任务中成绩显著,被授予个人一等功。

  
    周永茂 

  工程院院士周永茂,是核反应堆工程专家,镇海人。

  周院士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回国后长期在反应堆工程和科技第一线从事设计、研究和建设工作。

  在核工程战线上的工作人员是需要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的,周院士就经历了放射性超标照射事件。

  20世纪60年代末,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按计划开动了。对核安全与核性能紧密相关的反应堆燃料棒的综合考验,在堆工所游泳池研究堆中满功率运转着。突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核事件中最严重的“燃料烧毁”事故,需要有人去“排险”。当时作为研究室主任的周院士想:“我已有一儿一女,就别让年轻人冒险了,再说我对裂变产物的知识终究要比其他人多些。”于是他当仁不让地和另一位同志一道冲锋在前了。待听到耳机里响起“剂量已下到80%,及时撤离”的命令时,他们已经在热室里整整操作了20分钟。出来后,一些微型碎屑刺穿塑料鞋袜,直入脚底皮内,安防人员用石油璜酸加机械进行清除,直至脚底皮刮出血斑,放射性沾染还未去除干净。

  周院士早期从事核武器研究,那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那时他不仅很少有空回去看望父母亲,而且还不能说,连他母亲都不知道他究竟干的是什么工作,为此曾引起了海内外亲戚的误会。周院士深情地说:“没有好好孝敬父母亲,是我终生的遗憾。现在我惟一能补救的是,我要回老家镇海去走一走,想想母亲小时候跟我讲的关于故乡的人和事。”

  
    朱光奎 

  在“两弹一星”大会战中,还有不少宁波籍的指战员,朱光奎就是其中一位。

  1963年7月,朱光奎在毕业后应征参军。能穿上心爱的军装,朱光奎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1964年7月的一天,朱光奎和其他3名新兵被领导叫到一起,说要执行特殊任务。第二天,朱光奎等人带上行装、干粮,还有一些设备,登上了火车。

  火车开向哪里?去多久?朱光奎等人一无所知。由于坐的是闷罐火车,只感到车向西运行,越走越荒凉。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喝自己储备的凉水。经过6天7夜,车到新疆大河沿,又转乘军用卡车近一天时间到了马兰。第二天,车又上路,直奔核试验场,下午5点多到达试验五大队的驻地。

  朱光奎和战友一起,睡的是沙床——被褥铺在沙堆上,一住就是三四个月,20多平方米的帐篷里睡十五六个人,“像我们老家种山芋一样,顺着排。”朱光奎说。

  有时候,大风一来,飞沙走石。“城里人临睡前爱洗个热水澡,而我们洗的是10级大风送来的沙石淋浴,这可是我们戈壁战士的特殊享受哦。”至今,朱光奎还难忘那段岁月。

  戈壁滩上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可以遮荫的地方。夏天干燥炎热,沙漠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烫得可以煮熟鸡蛋。并且,在沙漠上走路,就像踩棉花,特别消耗体力,一天也不知道出多少汗。喝的用的水要从几百公里外运过来,又苦又咸,含碱量特别高。吃饭时,风一吹,碗里一层沙子,一嚼,全身神经受刺激,特别难受。后来大家有经验了,饭在嘴里不细嚼,舌头裹几下就吞进去。朱光奎说:“当时全仗年轻,嘻嘻哈哈不在乎。”

  最苦最累的是安全保护。参加测试的人必须穿上白帆布做的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套上橡胶皮靴、手套,橡胶味刺鼻难忍,熏得人头晕。训练演习时,浑身不透气,热浪袭来,汗水不停往外冒,常常有人虚脱、晕倒,并且一次训练就是几个小时,训练结束时,靴子里能倒出半靴子的汗水来。

  终于等到10月16日的核试验。

  朱光奎和所有参试人员戴上衰减十万倍的墨镜集合在距爆心几十公里外的山坡上,焦急等待那震撼世界的一刻。

  朱光奎回忆说:“随着报时临近,我们的心像要飞出来,屏住呼吸,直盯爆心方向,只见爆心亮起一个火星,火星瞬间变成火球,像沸腾的水面那样,飞快地翻腾、扩大、膨胀;地面上渐渐升起了滚滚尘埃烟云,也迅速猛烈地翻滚着升空,很快和空中巨大的火球烟云连接在一起,就像平地上长出的一株巨型蘑菇,几十秒钟后,又传来一声巨响,随即,所有人都跳起来欢呼。成功的喜悦让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

  而此时,才是朱光奎等人施展身手的时候,那就是回收试验结果,把布放在各个测量站、点的测量仪器和测量记录取回来。

  “记得第三次地面核试验的时候,爆后十一二天,防化兵报告测试点仍为禁区。指挥部下令参试部队撤场,可我们的参试仪器、试验成果还没收回,如不进去回收,岂不是白试验了?我和战友毫不犹豫,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全副武装冲入爆心禁区,将仪器和结果全部抢回来,圆满完成了任务。”朱光奎说这话时,充满了自豪。


(原载2011年6月29日《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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