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志。
这是一项传承中华文明的建设，这又是一项原创性的文化工程。目前，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计划至2015年期间，完成《上海市志》和上海市级专志、上海市区县志等三个系列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
上海又一项宏大文化基础性建设即将开始……
修志：衣带渐宽终不悔
坐在七宝古镇的茶楼里，王孝俭招呼记者拿热茶焐手，坐在靠河的窗边。窗外石桥上，刻着“帆影如画橹声似歌”的字样。
很难想象，这里就是他的办公地点。但似乎在许多人眼中，“地方志”恰恰与这样古朴甚至古旧的气息密切相连。但这份“清闲”，也是他退休后才得来的。
“或许是因为修志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吧。”现正为七宝编纂镇志的王孝俭去年刚退休，曾为《上海通志》副总纂。2005年12月，《上海通志》首发式隆重举行，标志着上海市首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任务全面完成。除了一部10册、46卷、近1100万字的《上海通志》外，首轮上海地方志书还包括10部县志、12部区志、110部专志，总字数多达1.6亿！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史志办原主任杨森耀说，修志一定要“坐得住”，因为它是靠资料说话，仅阅读资料和可用资料之间的比例就是十比一，更不用提一次次的反复修改。
以《上海通志》为例，具体工作步骤是先由通志室总纂人员、分纂人员和各承编单位就每章、节、目统一写作要素；承编单位写出志稿；总纂室审定志稿是否基本达到要求，未达到的则退稿，一般稿子要往返五六次才能达到可修改要求；再由总纂人员全面修改出初稿本，由分纂人员和承编单位三次校对、修改；专家评稿会讨论。王孝俭统计过，初稿本的文字修改量达到4000万—5000万字，总纂室和承编单位商量编写和修改的会议达200多次。
专志之一《上海财政税务志》的主编王渭泉今年八旬高龄，他将修志形容为“四苦全书”：清苦、辛苦、艰苦和痛苦。“修志的大部分都是老同志，年轻人很难坚持。由于每月补贴只有几百元钱，而且收集资料的过程也很漫长，我们通常在看完机关资料后还要去档案馆查，有时还得去外地查阅。因此，要想编地方志，就必须热爱这个事业。”这部《上海财政税务志》记载了上海900多年的税务史，从最早收集资料到编目再到初稿、数次修改和最后的定稿，花费了近百名工作人员八年光阴。光是搜集资料，就用了整整三年，共收集资料3000万字。
衣带渐宽终不悔。《卢湾区志》总纂许洪新在整整两年的最后总纂中，白天核实资料，夜里埋头统稿。在他的记忆中，没有一个晚上能在凌晨1点前休息，终于，就在任务完成的那天，54岁的他突发脑梗倒下，直到12年后的今天依然左手无法动弹、左脚一瘸一拐。今年77岁的陶俊全程参与了《黄浦区志》的编纂，身为副主编的他在8年修志工作中，患有白内障的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但因为手术后有段时间不能用眼，他硬是坚持到视力从1.2下降到了0.01的谷底时才不得不动手术。陶俊告诉记者，这部220万字的区志总共耗费了400多位专家8年的时间，“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就是奉献精神。”
用志：得来全不费工夫
修志为用。
21世纪初，上海市政府作出建设松江新城的决定，松江区志办提出一城二貌的建议：在建设松江新城的同时保留古城特色。区志办根据区政府要求，承办“松江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研讨会”，提出很多重要意见和建议。松江古城改造建设后，明清风格的步行街、古色古香的文化旅游区，在保留明清建筑特色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随后，松江还编辑出版了《佘山小志》、《松江文物胜迹志》。
又如多年前上海地铁一号线梅陇至莘庄延伸段为确定路基走向设计时，查找不到有关地质、地貌等历史资料，设计所辗转多方无果后，借来《上海县志》，才从中获取翔实可靠的依据，顺利通过论证。此后，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的年鉴，该设计所年年都买。
再如黄道婆墓，也是1983年上海县方志办在编志时多方寻找，最后在一堆麦柴堆中发现的，之后于1995年出版的《黄道婆研究》一书成为全国最完整的黄道婆研究著作……
古建筑保护专家章明主持过不少著名老楼的修缮设计。当得知外滩建筑群中唯一一座以中国人为主设计、由中国人施工的中国银行大厦要招标修缮，当即投标，并竞标成功。着手恢复原貌时，章明听说大厦内饰有浮雕一组，极具中国特色，但浮雕在哪无人知晓。于是赴上海市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仔细查阅，但只找到零星记载，不得不在现场反复搜寻考证，通过多次技术探测，才确认位置在大门上方。去年秋天，大厦完成二期施工，门楣上，一座别致的“孔子周游列国”浮雕分外醒目———30多个渔樵耕读、吹拉弹唱、航船打铁、裁衣补锅的大小人物一字排开，栩栩如生。
这一切来之不易。但其实，早在1996年出版的《黄浦区志》中，第十一编“特色建筑”第一章“外滩建筑群”第二节“建筑选介”，记述“中国银行（中行大楼）”时就有这样一句清晰介绍：“大门上方饰有孔子周游列国石雕”。
得来可全不费工夫。当记者告知这一讯息时，章明说：“从事古建筑修复工程多年，但之前在资料查阅中从未想过可以参考地方志，谢谢你们提供了这个资料来源。”
修志为用，这是修志的目的与宗旨。1980年起，上海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启动。1993年，10部县志全部出版；1999年，12部区志全部出版；2005年，《上海通志》出版发行。随着上海新方志各类志书的陆续出版，读志用志工作在全市不同程度地展开，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各方好评。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地方志工作作为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基础事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发挥了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目前，全国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已基本结束，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读志：飞入寻常百姓家
盛世修志，志传盛世。编纂地方志，是中华延续两千多年的优良文化传统。隋唐以来，国家开始明令修志，甚为重视。《隋书》有载：“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唐代规定各州郡每隔若干年要向中央报送新编志书。宋代设立修志机构主持修志。到清代，康熙曾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宿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
一部方志，是一个地方地情的总貌。政权兴替、天文地理、资源物产、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无所不包。毛泽东同志无论是在转战南北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和平年代，都会想方设法寻觅当地志书来调查研究。新中国诞生后，毛主席去庐山开会，稍事休息后就要求看《庐山志》，他还讲了一个“下轿问志”的故事：南宋大学者朱熹到南康郡上任，当地官员轿前恭迎，朱熹下轿就问是否带来了《南康志》，弄得官员们措手不及，面面相觑。
1957年，国务院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家12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此后许多省市相继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全国首次修志工作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盛世修志的局面真正形成。
《上海通志》的发行量不过2000册，主要原因是书的品种数目齐全、总价高，所以发行量比较有限。然而，现实中，读者群在不断扩大，并不局限于完全对口的专业机构，其从古至今、包罗万象，对许多相关机构都能彰显重要资讯意义，因此仅靠少量的纸张印刷出版满足不了需要。要改变现状，必须尽快全面实现地方志的信息化。
“为了推广地方志，现在我们把已出版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年鉴等都通过数字化手段上网发布，广泛便捷地服务社会公众。”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处长梅森对记者说，方志事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全国已出版的各类志书、年鉴就多达数万种，而数字化之后，志书不再厚重、昂贵，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大众化。
2004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上海通”网站（www.shtong.gov.cn）开通，如同把百余部志书直接展现在读者面前，涵盖了上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地情资料，堪称“上海市百科全书”。网站开通后短短一年多内，首页的点击浏览量已突破百万次。
承上启下谋创新。如今，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即将全面展开。这一次，《上海市志》和上海市级专志、上海市区县志等三个系列地方志书的编纂，将不再像首轮编写《上海通志》那样“一支笔”从头编到尾。各承编单位需进行方志编纂自动化和地情信息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地情资料数据库联网。编纂尽可能无纸化操作，即资料收集、资料编辑、志书编纂、志稿评审等逐步采用计算机网络化操作。同时，编纂成果及时通过“上海通”网站发布，及早为社会大众利用。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李丽表示，地方志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地方志工作，更加自觉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实到地方志工作中，以新思路、新举措、新突破不断拓展地方志工作新领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推动地方志成果的多元化多层次开发应用，不断开发地方志的数字化多媒体产品，发挥互联网甚至手机新媒介的作用，使地方志的内容跨越时空，变有限为无限，做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从而使地方志优秀成果更好、更多、更及时地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使读志用志活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推动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地方志因其所具的重大意义，值得人们期待关注。
（原载2009年2月23日《解放日报》）
